继“三部曲”之后，吕楠又一部惊世作品《缅北监狱》于2009年7月11日在北京798映艺术中心/映画廊开始展出，同名画册也在当天出版发行。相对于“三部曲”历时15年漫长而艰苦的拍摄，《缅北监狱》吕楠只用了3个月的时间拍摄，时间虽短，但《缅北监狱》的力量和质量都没有丝毫的减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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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黄为民，母亲张福娟，都是中国人，他们的女儿三岁半，生下来就带毒瘾。父亲每天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海洛因用糖水稀释，喂给小孩吃，然后才轮到自己 图/吕楠
2006年，吕楠去缅北的果敢县，是为了拍摄禁种罂粟之后的烟农。此前，他拍摄完《四季：西藏农民的日常生活》，已经闲了一年无事可做。吕楠的工作室设在云南昆明，还有个朋友是禁毒专家，退休前在云南省公安厅缉毒局颇有地位，因工作关系也跟果敢政府打过交道。
果敢县紧邻云南，面积2700平方公里，比上海市区略大一点，人口只有18万，有7个民族。其中果敢族占到总人口的近90%。果敢族祖先是南迁至缅的汉族，可上溯至明末偏安昆明的南明王朝。1948年，果敢族被缅甸国家宪法承认为合法民族。
禁种罂粟前，包括果敢地区在内的缅北，一直是主要的毒品产地，是整个世界关注的焦点，属于大名鼎鼎的“金三角”，罗星汉、坤沙这两位“毒王”就出身果敢。
2002年禁种后，果敢烟农生活水平不及以前的五分之一，反而没人关心他们了，“成为被遗忘的角落”。
这让吕楠动了心思。“毕竟是一个境外题材，它多少能游离出那三个东西。”“那三个东西”指的是他历时15年创作的三部曲《被遗忘的人：精神病人生存状况》、《在路上：中国的天主教》和《四季：西藏农民的日常生活》，为他带来巨大声誉，但也成为悬在他头顶的阴影，“我再干别的就很难逃脱。”
他初步打算去看看那些烟农，看看他们禁种之后的“生活状态”。在此之前的“三部曲”，他更多关注的是那些人的“精神状态”。
“果敢的百姓曾经饱受战乱之苦，如今不仅承受着禁种罂粟之后带来的贫穷和饥饿，还面临着新型麻醉品和传统麻醉品大量涌入所带来的各种社会问题。禁种罂粟之前，果敢是人们关注的焦点；禁种罂粟之后，成为被遗忘的角落。他们需要国际社会的帮助才能逐步走出困境。”他在展览自序中写道。
果敢给吕楠的印象，类似内地一个不怎么发达的小城镇，大部分人用中文，讲汉话，用人民币。最繁华的两条老街，不过七八百米长，路两边林立着饭馆、赌场、按摩院、发廊，还有妓院。
果敢的赌博、妓院都是合法的。在那边赌博的，更多是中国人。果敢本地人也赌，但没钱，赌得小。
去之前，他还知道果敢是“民族地方武装控制区”，缅政府对它没有实际的控制权，但双方已经“不打仗了”。之前则一直纷争不断。
一到果敢，他就先到老街，去拜访特区政府的头儿。靠着那位缉毒局朋友帮忙疏通关系，他见到了特区政府主席彭家声的儿子彭大顺（又名彭德仁）和同盟军副司令白所成。彭家声基本不管事，实权在彭大顺手里。“那边的人不认任何介绍信，不认任何纸的东西，只认关系。”在采访中，他几次强调。
吕楠照实告诉他们，自己是艺术家，想拍禁种之后的烟农，照片将来会展览、出书，在国内的杂志用，也会登上国外的媒体。
有关系也没用，连他们自己都进不去——吕楠是在6·26禁毒日之前到的果敢。那边正是雨季。通往山上的路都成了烂泥。
吕楠只拍到从山上搬下来的烟农。村子原本是个废弃的劳改农场，管司法的副司令白所成就动用自己的势力把那个村子搬了下来。
罂粟大多种植在阴冷潮湿、云雾缭绕的山地。禁种后改成种庄稼，长得很慢，一年连一季都还没收，天气就已经转凉。但搬到山下也不好过。果敢地区是喀斯特地貌，地里存不住水，种橡胶、咖啡都没成活。只能种甘蔗。
吕楠在那个村子里看到他们种玉米。但由于种法不当，结的玉米棒子很少。果敢政府都曾对媒体承认，禁种使得烟农的生活水平下降。
烟农还告诉他，联合国、中国都曾给果敢送过救济，但经过缅政府截留，最后到达烟农手里的所剩无几。
除了提供住宿，果敢政府还给吕楠发了一个“特约采访证”——每个媒体去，都能领到这么个东西。在只认关系的果敢，这个“采访证”几乎无用武之地。吕楠记得它惟一的好处，是在过关卡时，只要亮一亮它，就不用交钱。果敢地区有不少关卡，类似于公路收费站，但是持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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