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ernational Photographers Association of Los Angeles 洛杉磯國際攝影家協會

这次回国有幸结交一些摄影同仁，交流座谈、切磋技艺，很受启发。现将一篇有代表性的文章转载于此，以和众影友们分享。

“纪实摄影”给我们带来了些什么？
摄影为泊来之物，有关摄影的诸多观念和说辞也多由好事者自海外贩售而来。“纪实摄影”也是如此。这一说辞在中国落地生根，给弄摄影的人在新闻摄影之外一个新鲜的空间和理由。十几年来，中国纪实摄影之发展，更多的是一种心情，或者说是一种姿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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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京涛造《纪实摄影》一书，缘起有二。一是，“纪实摄影”在中国这些年来说的人多，以此为理由去做的图像也多，所谓铺陈开来渐成气候，值得一说。二是，这“纪实摄影”到底指的是什么，范畴有多大，形态怎么着就异于其它，至今也是云里雾里，不着边际，乱。说辞乱，操作乃至判断起来也就乱，所谓名不正，则言不顺。不少人闲来造得图像无数，放在一地也还好看，可拿到人前来时总要说是“纪实摄影”，仿佛冠以这种名相就比什么其它摄影高出一大截去。这种意思好比是街上一孩子哭着追前面一走道儿的女人叫娘，追上了，那女人一回身却说我怎么就成了孩子你的娘呢？孩子也就有些愣神儿，犹豫她到底是不是自己的娘。确认工作的重要性于是就显出来了。京涛就是在做这样一份清理和确认性的工作，意在梳理“纪实摄影”在世界范围内的发展脉络，廓清边界，解说理法，看明白对方的面目。这的确不是个简单的事。京涛积多年研究之心得，挟个人操作之经验，努力靠近，执意要弄个究竟，结果如何，大家看看就自会明白。我要说的是，这样细致而系统性的工作对于中国摄影界的建设性的价值，好像此前还没有什么人做到过。尽管也曾见有人借自家菜园子办事方便，地毯式铺张开来，乱栽一气，结果却是草菜疯长，花也开得有些个乱了，终不见有像样的树长起来。
一、“纪实摄影”之于我们的影响最为要紧
摄影为泊来之物，有关摄影的诸多观念和说辞也多由好事者自海外贩售而来。“纪实摄影”也是如此。这一说辞在中国落地生根，给弄摄影的人在新闻摄影之外一个新鲜的空间和理由。这一行中人口又众多，自然就有头脑活络的早早看出了苗头，然后起而好之。这好像是20世纪90年代初时的事。此后大家暗自揣摩，照着国内那几份报刊和几种图书介绍的外国纪实摄影家一些零星图像在那里比划，或者按着朋友及消息灵通的人物自国外带回的几种名家摄影画册学样子，自然是一路的窥探尝试各显技巧神通，说话间便到了90年代末尾。这时节，信息渐趋通达，国外弄“纪实摄影”的高手之作被源源不断地贩运过来，相关理法也介绍日多，一时之间，“纪实摄影”就有些备受重视甚嚣尘上的思，看上去生机郁勃，果子竟然也落了一地。但明眼人心里清楚，十几年来，中国纪实摄影之发展，更多的是一种心情，或者说是一种姿式，而不是一种可见的图像形态和清晰明确的摄影理法。“纪实摄影”的实践和运作，基本上是靠了个人的直觉 体悟，国外名家图像的参照榜样，以及这个概念本身的含混指引和对一个特定摄影人群的凝聚力。“纪实摄影”的基本内涵在国内一直就没有人说得清楚，其基本特性，与其它摄影形态的异同等等，也不见有人说得明白。所以说，“纪实摄影”作为一个单纯的甚至有些空洞的概念之于中国摄影界，远比它实际内涵本身的影响力要大得多。这会给我们一个特别的启示：说清楚“纪实摄影”本来的样子到底是个什么，可从一个大的轮廓上为“纪实摄影”的发展给出一个理性的基础和出发点，也有将中国的纪实摄影放在一个世界性的公共平台和发展序列当中进行评价的企图。这些都是后话。更重要的是，“纪实摄影”这一概念进入中国摄影界，以它特殊而含混不清的影响力，积十几年的努力，结出的这些本地果子与海外的到底有些不大一样。我们如何看待这个概念给我们带来的影响？或者说，“纪实摄影”这些年来的存在和发展，到底给我们带来了些什么？回头看看这些影响的所在，或许比单纯的讨论这一概念的本义，更会耐人寻味。
二、“纪实摄影”切入中国摄影发展进程的姿态

正如我们所熟知的那样，新中国的摄影，在20世纪70年代末以前，一直是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化的政治服务性的宣传工具而存在的。其基本功能，主在宣传主流意识形态之音，间或取得相关之利益。其基本形态，一在新闻摄影。这一端操控者多由战争年代过来的宣传人员及其接续者构成。所涉内容，无非政策贯彻，会议召开，节日庆典，经济繁荣，国家日常事务，等等。所成图像，专在歌功颂德，一片正大光明欣欣向荣的盛世气象。二在所谓艺术摄影。这一端之操控者，多由经过思想改造和归顺新朝的旧时照相及报馆摄影从业人员构成。所涉内容，无非风花雪月人物肖像光影造型。所造图像，意在点缀升平，不关政治利害。文革时期，风花雪月不再提倡，原因是涉嫌资产阶级生活情调，遂有大好山河取而代之。总之也是无限风光意气风发健康向上的意思。此两种形态的图像，构成了中国摄影五十多年以来存在和发展的基本格局。尽管所成的图像不可
计数，以今天人们习用的摄影观点看过去，却是既见不到国民生命活动的真实状况，也不见摄影家面对外在世界种种物象之时个人独有的视角和判断。对此首先提出质疑的，
是“四月影会”于70年代末80年代初时进行的别开生面的影像实验及带有强烈政治叛逆色彩的艺术活动。“四月影会”一方面开始关注社会问题，即所谓对社会阴暗一面的图像表达，以此来对抗那种由来已久的歌功颂德式的作为政治宣传工具的新闻摄影理念，并希望藉由此种努力来恢复摄影作为历史证言的功能和独立自在的品格，进而实现民主状态下的新闻自由。另一方面，则开始强调摄影师个人独特的观看视角和表现内容及方式的个性化，寻求个人性情和内在世界的图像表现。有意思的是，这一方面的图像内容，
主要还是恢复在文革时期被斥为资产阶级情调的风花雪月。前者具有较强的政治理想主义色彩，后者则富于个人浪漫主义的倾向。两者的图像表现，都具有强烈的反意识形态化的动机和叛逆的姿态。这使得“四月影会”成员的影像，在70 年代末80年代初时，具有一种独特的形态和魅力。从摄影发展的角度说来，由此开始，便打破了过去那种唯工具论的作为政治宣传机器的一元化的摄影格局，所谓别开生面，使中国摄影呈现出一种新的可能性和广阔的空间。这自是它功不可没的地方。但“四月影会”所处的影像时代，还是一个草率和笼统的时代，总的说来，是有气象而无章法。所以，它的努力端在破除旧的摄影格局，还只能是笼统地针对摄影在中国发展的整体面貌提出意义含混的质疑和抗拒，却无法给出一个细化的摄影发展的前景。比如，它无法提出一个针对不同摄影形态而采取的发展策略，更没有建立起一种以整个人类摄影发展的历史为依托的学术理论研究体系及批评的秩序。所以它更像是一场以摄影为借口而发起的情绪激昂的反抗艺术意识形态化的政治运动，而不是一种纯粹的有关摄影自身发展的学术思潮或者艺术思潮。
因此，“四月影会”之后直到80年代末，中国摄影的发展，依然没有形成一个脉络清晰的理性化的格局。而且，由“四月影会”所积极倡导的那种切入社会的皮肤之下，关注社会问题，带有强烈社会批判意识和锐利锋芒的摄影观念及实践很快便销声匿迹了。而带有强烈的个人浪漫主义色彩的个性表现，也迅速地流于一种个人趣味和审美情绪的图像表达，其实也不过是新时期短暂的自由空气之下生出的另一种形态的风花雪月。这种趣味得到八十年代初时兴起的那种简单粗浅的庸俗美学观念的理论支持，最后上升到艺术创造的高度被人们普遍认同：即一切艺术创造都是为了表现美的，而所谓美的创造，亦不过是营造一些愉悦人的视觉感受器官的图像。我们在80年代初期看到了大量诗意盎然的风景小品，充满着轻灵曼妙梦境幻觉般氛围的图像。天使般的少女，蓝天中的鸽子，春日里的阳光，充满活力的土地，清澈流泻的小溪，浪涛激荡的大海，青春洋溢的表情，成为这些图像中的主要意象。更有意味的是，这种新时期的个人浪漫主义和政治理想主义情绪，很快便与解放思想，拨乱反正，向科学进军，振兴中华等等国家主义意识形态及发展战略融为一体。所谓国家兴亡，匹夫有责，这种复杂而又激越的时代情绪再经历70年代末80年代初思想自由开化之冲击，吸纳文化寻根反思思潮之精神，又兼之民族主义情绪渐趋高涨，图像制造便自然生出一种宏大叙事的模式。所涉意象，无非万里长城、长江万里、黄河母亲、黄土高原、天安门广场、五星红旗等等历史符号和具有宏大气象的标志性地域符号。这些背负着深重的国家责任和历史内涵的视觉符号在各种图像中被过度使用，创造出一种这个时代所特有的宏大壮阔而又空泛浮躁的气象。历史之反思，寻根之焦虑，民族之苦难，国家之未来，信仰之危机，前途之迷茫，正是八十年代初中时期国人执着考虑的事情。个人空泛自大的想象，救世主式的自我实现的要求，
强烈却空洞的爱国主义情绪，与国家主义的意识形态策略和道德宣传合为一体，所成就的图像，最后也就成为另一种形式的歌功颂德，成为伟大祖国光辉前景灿烂未来的强烈图示。当这种振奋的情绪渲泻和宏大的前景展望成为主流覆盖一切时，现实的苦难便被人们有意地回避 开来，众多的社会矛盾被谨慎地遮蔽起来。摄影师再次丧失了切入现实的冷峻勇气和独立思想的批判精神。摄影的身份，也就再次沦为一种丧失独立品格的国家主义意识形态化的政治宣传工具。此时，“纪实摄影”作为一个含义模糊的摄影概念的传入，直接的影响，就在于毅然继起“四月影会”曾经倡导的切入现实生活，关注和揭示社会问题的摄影理念，并接续了“四月影会”所秉持的那种恢复摄影作为一种真实的图像证言的道德立场，将摄影的动机由过去的那种通过营造高、大、全、美的视觉形象来粉饰现实和宣传一种虚幻的意识形态化的政治理想，全面转向关注小（小人物、小题材）、苦（生活的苦难、痛苦的心理）、旧（贫困与落后的社会现实）的影像表达，并使这种关注和图像表达趋于理性化和目标集中化。理性化的表现，一个方面是，“纪实摄影”寻找到一个具有世界性和国际化幻觉的道德立场，即“人道主义”立场，或说“人文关怀”的立场。践及发展有了自己的灵魂和道德旗帜，从而使得新起一代摄影家在厌倦和背离摄影过去那种庸俗政治宣传功能和影像模式之后，迅速得一精神依托，并展开广泛的影像实践。另一个方面在于，“纪实摄影”在中国的运作和发展，主要表现为一种关心边缘人群的生命活动和社会问题的姿态，从而将“纪实摄影”的动机明确化和集中化了，其结果就是，“纪实摄影”从“新闻摄影”这个范畴中清晰地分化出来，成为初始动机、运作方式、图像形态、传播通道及市场实现等方面完全不同于新闻摄影的一种摄影形态。图像的政治宣传功能或者说意识形态化的摄影生产并没有因此而削弱，而是完全归结到新闻摄影及由国家主持和操作的公众传播媒体的身上。新闻摄影生产及相关的传播操作系统，承接了中国摄影当初那种意识形态化的表情和姿态继续行施其功能。新闻摄影专在报道和宣传，而“纪实摄影”则专在社会生活的图像记录。于是我们看到，“纪实摄影”不是通过对抗的姿式，而是通过功能分化和利益分化的方式，巧妙地实现了与作为政治宣传机器的新闻摄影生产机制的共存格局。自此始，“纪实摄影”在中国开始进入与居于主流位置的新闻摄影并行发展的进程之中。
三、种种影响

在我看来，“纪实摄影”之倡导，其最大成果，首在使众人关注目光，投向国人世俗生活的各个方面，而一悖过去那种服务于政治宣传和宏大叙事的虚浮骄妄，以及救世主式的自大做作。往大处说的国计民生，说到具体处时，都不过是世俗的琐细生活，几无庄严可说。可几十年下来，国人的世俗生活总为“主义”、“民族”、“国家”、“政治”等等大的说辞所掩，不见了民生的细节，倒仿佛一个国家的人民活着只在呼吸政治的空气，而不是靠着柴米油盐。“纪实摄影”一来，将视线投向世俗，就像是端着架式呆久了的人长出了一口大气，心境总算是放平了，重新回到一种平常心和务实安静的姿态。与往的中国摄影相比，“纪实摄影”在此方面很快即显现出强大的渗透力和活力。大批新起的摄影师开
始展开对边缘人群及寻常百姓生活琐碎之物作细致入微的影像捕获，向我们呈现出生活当中那些久已为我们视而不见的丰富细节：行将消亡的手工作坊，四乡游 荡的杂耍艺人，逐水草而居的牧民，沿河捕捞为生的渔人，厕身郊野的艺术家群体，在城区改造大潮中快速消逝的老旧社区，一条历史悠久的街道巷弄，信奉天主教的乡民，等等等等。这些在过去的摄影观念中从不进入摄影家视野的人群，这些一直被主流意识形态认作是“毫无意义”的生活部位，成为纪实摄影家们深入关注的对象。所成就的图像，一改旧日摄影那种空洞粉饰之气，内容渐趋细致绵密，显示出寻常人家生活内部的丰富肌理。这还不算，最易打动人群的，也是“纪实摄影”在中国初起之时最具视觉冲击力量的，还是那些关注边缘人群的影像。精神病患者，无家可归的流浪儿，乞丐和妓女，盲童和弱智者，麻疯病人，进京上访的平头百姓，进城打工的民工，等等等等。他们的生活状态和精神状态，他们居于人群之外的特殊身份，构成了大量震惊人心的图像。这些图像的产生并不像关注平民生活的摄影那样平易，坦白地说，它们不仅仅是对另一类边缘人群及其鲜为人知的生活状况的探究式记录，更是一种对过去一味粉饰现实歌功颂德式的摄影功能及其奴性身份的执拗抵抗和愤激叛逆，具有明显的反意识形态化的倾向。这使得它们在长期的极左政治禁锢松动之后，受到人们的高度重视和肯定。

Shirry，你好！有关纪实摄影的文章我看过一些，但能说到中国“纪实摄影”的症结与现状的不多见，大多数都是都是所谓引经据典，皮毛疗治，没有切中要害。我以为这篇文章说的挺到位的，因为我们总是犯一个毛病，即所谓“矫枉过正”，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到头来我们的片子总是停留在概念与符号之间（上），真正下功夫深入细致（现在中国摄影人称之为“细化”）的去拍一些东西以表现自己的理念(或对现状等的理解)不够......，但愿这篇文章能起到抛砖引玉之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