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三部曲”之后,吕楠又一部惊世作品《缅北监狱》于2009年7月11日在北京798映艺术中心/映画廊开始展出,同名画册也在当天出版发行。相对于“三部曲”历时15年漫长而艰苦的拍摄,《缅北监狱》吕楠只用了3个月的时间拍摄,时间虽短,但《缅北监狱》的力量和质量都没有丝毫的减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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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黄为民,母亲张福娟,都是中国人,他们的女儿三岁半,生下来就带毒瘾。父亲每天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海洛因用糖水稀释,喂给小孩吃,然后才轮到自己 图/吕楠
2006年,吕楠去缅北的果敢县,是为了拍摄禁种罂粟之后的烟农。此前,他拍摄完《四季:西藏农民的日常生活》,已经闲了一年无事可做。吕楠的工作室设在云南昆明,还有个朋友是禁毒专家,退休前在云南省公安厅缉毒局颇有地位,因工作关系也跟果敢政府打过交道。
果敢县紧邻云南,面积2700平方公里,比上海市区略大一点,人口只有18万,有7个民族。其中果敢族占到总人口的近90%。果敢族祖先是南迁至缅的汉族,可上溯至明末偏安昆明的南明王朝。1948年,果敢族被缅甸国家宪法承认为合法民族。
禁种罂粟前,包括果敢地区在内的缅北,一直是主要的毒品产地,是整个世界关注的焦点,属于大名鼎鼎的“金三角”,罗星汉、坤沙这两位“毒王”就出身果敢。
2002年禁种后,果敢烟农生活水平不及以前的五分之一,反而没人关心他们了,“成为被遗忘的角落”。
这让吕楠动了心思。“毕竟是一个境外题材,它多少能游离出那三个东西。”“那三个东西”指的是他历时15年创作的三部曲《被遗忘的人:精神病人生存状况》、《在路上:中国的天主教》和《四季:西藏农民的日常生活》,为他带来巨大声誉,但也成为悬在他头顶的阴影,“我再干别的就很难逃脱。”
他初步打算去看看那些烟农,看看他们禁种之后的“生活状态”。在此之前的“三部曲”,他更多关注的是那些人的“精神状态”。
“果敢的百姓曾经饱受战乱之苦,如今不仅承受着禁种罂粟之后带来的贫穷和饥饿,还面临着新型麻醉品和传统麻醉品大量涌入所带来的各种社会问题。禁种罂粟之前,果敢是人们关注的焦点;禁种罂粟之后,成为被遗忘的角落。他们需要国际社会的帮助才能逐步走出困境。”他在展览自序中写道。
果敢给吕楠的印象,类似内地一个不怎么发达的小城镇,大部分人用中文,讲汉话,用人民币。最繁华的两条老街,不过七八百米长,路两边林立着饭馆、赌场、按摩院、发廊,还有妓院。
果敢的赌博、妓院都是合法的。在那边赌博的,更多是中国人。果敢本地人也赌,但没钱,赌得小。
去之前,他还知道果敢是“民族地方武装控制区”,缅政府对它没有实际的控制权,但双方已经“不打仗了”。之前则一直纷争不断。
一到果敢,他就先到老街,去拜访特区政府的头儿。靠着那位缉毒局朋友帮忙疏通关系,他见到了特区政府主席彭家声的儿子彭大顺(又名彭德仁)和同盟军副司令白所成。彭家声基本不管事,实权在彭大顺手里。“那边的人不认任何介绍信,不认任何纸的东西,只认关系。”在采访中,他几次强调。
吕楠照实告诉他们,自己是艺术家,想拍禁种之后的烟农,照片将来会展览、出书,在国内的杂志用,也会登上国外的媒体。
有关系也没用,连他们自己都进不去——吕楠是在6·26禁毒日之前到的果敢。那边正是雨季。通往山上的路都成了烂泥。
吕楠只拍到从山上搬下来的烟农。村子原本是个废弃的劳改农场,管司法的副司令白所成就动用自己的势力把那个村子搬了下来。
罂粟大多种植在阴冷潮湿、云雾缭绕的山地。禁种后改成种庄稼,长得很慢,一年连一季都还没收,天气就已经转凉。但搬到山下也不好过。果敢地区是喀斯特地貌,地里存不住水,种橡胶、咖啡都没成活。只能种甘蔗。
吕楠在那个村子里看到他们种玉米。但由于种法不当,结的玉米棒子很少。果敢政府都曾对媒体承认,禁种使得烟农的生活水平下降。
烟农还告诉他,联合国、中国都曾给果敢送过救济,但经过缅政府截留,最后到达烟农手里的所剩无几。
除了提供住宿,果敢政府还给吕楠发了一个“特约采访证”——每个媒体去,都能领到这么个东西。在只认关系的果敢,这个“采访证”几乎无用武之地。吕楠记得它惟一的好处,是在过关卡时,只要亮一亮它,就不用交钱。果敢地区有不少关卡,类似于公路收费站,但是持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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