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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锦涛主席在今年“两会”上强调要增强“忧患意识 ”、“公仆意识”、“节俭意识”这三种意识。温家宝总理在“两会”中外记者招待会上也说：“无论是过去还是将来，都不是评功摆好的时候。我的脑子里是充满了忧患。”胡温这样告诫中国政府各级官员，表明中国最高领导人具有励精图治的警醒精神。宋代欧阳修在总结后唐庄宗既得天下，后又失天下的原因时说“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孟子也早说过“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话。于是我想，只要把这种意识和精神量化安装在当代官吏奖惩制度的现实运行中，中国的政治文明（吏治）水平就向前跨进了一大步。
然而，中国近年来，“太平盛世”、“和平崛起”的词汇，在传媒界、文艺界及政界人士中却溢于言表广为传播。中央电视台“黄金时段”前后成系列地推出《康熙王朝》、《雍正王朝》、《乾隆王朝》、《成吉斯汗》、《汉武大帝》、《传奇皇帝朱元璋》、《贞观长歌》等大型历史题材电视连续剧。更有甚者，据称《汉武大帝》和《贞观长歌》的剧组人员私下里竟说搞这两部电视剧的目的，是为了树立现任中央领导人的权威。也许这些剧组人员的动机是好的，在中国也是可以理解并有着广泛政治文化心理传统的，但是，我不能不说，这是中国传媒界和文艺界的一个历史性悲剧，是“江郎才尽”和缺乏现代社会政治文明常识的表征。

从历史故事中去寻找现实政治理念的心理支撑，鉴古观今，借古讽今，借古讼今，借古颂今，这在一个有着三千年文字记载史的国家来说，是一件很自然的事。

问题是你怀着一种什么样的心态和价值观，以什么为背景来作这事儿。老实说，看了这些歌颂盛世的电视剧，我不但没有一点历史自豪感，相反，除了残酷的权术确实叫人不由你不产生某种现实警醒外，每一部都让人感到一股说不出的憋气和压抑！最不济的是：无论朝堂之高还是江湖之远，在这些电视剧里，除了帝王，无一人有健全人格可言。难怪扮演了汉武大帝、朱元璋、嘉靖的陈宝国同志很有些自豪地说他演了“最酷的皇帝”，他认为皇帝都有“威严、大气、霸道、风流”的帝王共性。那么，为什么中国国门大开两个世纪之后，人类已经有了“地球村”概念的今天，我们的文艺家、史学家、哲学家和传媒人还不能以全球文明为背景来看待当下中国的发展，就算你们是真诚“爱国”，为何只是死死盯着秦皇、汉武、唐宗、成吉斯汗、朱元璋、康煕、雍正、乾隆王朝？起码毛泽东当初在重庆书赠柳亚子的《沁园春•雪》（作于1936年2月）里还提到过“宋祖”，试问，你们不厌其烦津津乐道的这几个朝代就是中国历史的全部吗？在这几个朝代统治下，除了军事上的确辉煌之外，政治、经济、文化真的都是全面发展繁荣，人民综合幸福指数真的很高，社会真正和谐吗？答案恐怕未必。

我想，也许我们中国人是世界上最缺乏安全感的族群，他们心理上能接受的社会秩序和国家形态，总是那似乎说不清道不明的以宗法封建“家国”为基础的“正统”和“大一统”，而对以不同政治实体或“邦国”为基础的“和谐社会”，总觉得心理不踏实。自从鲁国大臣季孙行父说出“非我族类，其心必异”这句话后，一直成了“正统”、“大一统 ”者以各种方式表达与某人、某族、某阶级（利益集团）、某国家、某文明“不共戴天”的口实，从而在现实中表现为两个极端：要么在有实力时就不惜一切代价征剿讨伐之，要么无实力时就信誓旦旦装孙子趋附投靠之。失却健全人格和独立价值追求的人，其现实安全感，只能是来自要么“争权夺利”，要么“逐利谋权”，统治者也就乐得做貌似能卵羽百姓子民“恩威并施”的“皇帝老子父母官”。而在这两极中，正如鲁迅先生从两千年中国史中发现的那样，大写的“人”，被“吃”掉了！大写的人被吃掉了，能够被中国人称道的所谓“文成武略”大一统的，自然就首推建立军功之帝王将相了。晚唐曹梦徽(902年)有《已亥岁》诗云：“泽国江山入战图，生民何计乐樵苏，凭君莫话封候事，一将功成万骨枯。”是的，我们中国人总喜欢回头寻找历史，又很容易只看见巍然屹立的伟人，全然看不见他们脚下血汗交流的芸芸众生，不成“一将”就变“枯骨”的生死抉择，这是“斗争哲学”的心理基础，也代表了一种行为准则、一种无公平可言的社会实况，也是一种评判历史和历史人物功绩的价值标准。否则，这么多年来为什么就没有一部反映中华文明综合指数实际达到最高水平的关于宋代社会真实生活的大型影视剧作《大宋天下》（或可叫《清明上河》）？

中国古代社会朝着现代文明发展的最后一次历史机遇期

评说一个王朝的兴衰成败，不仅要从其外部地缘政治的生存环境，更要从其内部社会政治的生命机理入手，方能得见全豹。

憋着这口气，我作了一些功课，结果发现：除了军事实力（还不包括军事制度文明），宋朝确实有太多可指谪之处外，若是讲“和谐社会”、“国家职能”和“幸福指数”以及对现代世界文化的影响，恐怕没有一个朝代能与大宋相比，因而宋朝，是中国古代社会朝着现代文明发展的最后一次历史机遇期。

话说宋辽“以岁币换土地”的“澶渊之盟”（1004年），被我们的历史教科书误作“城下之盟”的范例，实际史实并非如此。宋辽澶渊之盟，对宋来说不仅没有吃什么大亏，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它从外部生存环境上给宋辽双方都换来了近120年的和平、繁荣和“历史机遇期”。

且看：“融和初报，乍瑞霭霁色，皇都春早。翠辇竞飞，玉勒争驰，都闻道鳌山彩结蓬莱岛，向晚色双龙衔照。绛霄楼上，彤芝盖底，仰瞻天表。缥缈风传帝乐，庆玉殿共赏，群仙同到。迤逦御香飘满，人间开嘻笑，一点星球小。隐隐鸣梢声杳，游人月下归来，洞天未晓。”在这首《绛都春》中，以明朝社会现实为背景，而假借宋朝说事著《水浒传》的施耐奄先生，描写的就是北宋东京汴梁元宵节的场景。关于大宋繁荣的艺术再现，当莫过于宫廷画家张择端作于徽宗时的《清明上河图》，图中最令人神往的就是那种举城同欢万民共乐、各行各业一派欣荣的和谐气象，更是让人无法相信，这是我们的史学家们笔下“积弱积贫”的宋朝气象。

这“和谐气象”的背后，确有下列事实为基础：

首先，在中国3000年的王朝史中，没有一个朝代的政治制度象宋朝那样，达到接近现代政治文明的程度和高度，宋代是古代中国政治最开放透明甚至可以说最民主的时期。皇帝与大臣之间在重大决策上相互制衡统一，群臣通过的决议皇帝决不能随意行使否决权，只有群臣悬而未决的事情才由皇帝出面做最后的仲裁者。政治斗争（党争），也都是和平方式解决，没有人因为自己的政见不同，或自己所在的一派政治上失势把命丢了的，最糟糕的情况无非是把官丢了。太祖以一计杯酒释兵权和平解决与功臣的矛盾，并于太庙立丹书铁券,以示不因政见不和而治臣下于死地，此一原则为其后八世皇帝尊崇——据有人考据，包括南宋在内300多年间宋代没有杀过个一个文官，这么了不起的历史记录，在中国各朝各代绝无仅有，在世界古典文明史（18世纪以前）上也绝无仅有！

第二，在经济上，若以现在人均收入和GDP来衡量，宋是中国历史上最富足的时期，中产阶级几乎囊括了大部分城乡居民，形成了中间大两头小的社会结构。这首先得益于宋代的“商业革命”，使得宋代“经济居世界主导地位，这表现在以下事实中：中国的出口品大多是制成品，如丝绸、瓷器、书画等；而进口品则多半是原材料，如香料、矿石和马匹等……宋朝时期中国人首次大规模直接从事对外贸易，而不是主要依靠外国中间商。”宋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也是最后一个没有主要把农业作为国家经济基石的朝代，朝野各方重点关注的是造船、矿业、商业和科技。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中宋代占了火药、印刷和指南针三项，还有船尾舵、马蹬和胸带挽具，及煤的发现和利用，引进“双季稻”的种植也使农业产值翻了一番，还有数不胜数的水果和植物的培植。特别是造船术领先欧洲300年，在宋后期甚至出现了炼钢术。著名美国史学家斯塔夫里阿斯诺先生在《全球通史》中写道：宋朝“首次出现了主要以商业活动而不是以政务活动为中心的城市”。

第三，在文化上，宋是中国文化发展历史上仅次于春秋百家争鸣、魏晋盛唐之后第三个也是最后一个辉煌时期，元明清后的中国文化再也没有表现出这种蓬勃生机，直到五四新文化运动出现短暂活跃为止。这是因为，宋朝把科举制度的优越性发挥到最高水平：考试公平，主考官慧眼公正（没有欧阳修，苏东坡就可能遗珠江湖），少有科举舞弊案发生，特别是考试内容合理，包括了政经数理，任由考生发挥甚至想当然尔，不象后来的明清只剩下八股一途。所以，宋代很少有人才怀才不遇，大都能成功登科，为治理国家服务。写到这里，我们不难理解英国人说他们的文官考试制度来自中国，不难理解孙中山先生在他的“五权分立”中把“考选权”单列，也不难理解前些日子当代教育家、前中国国家图书馆馆长任继愈先生为何呼吁吸纳和部分恢复“科举制度”设立“国家博士”的原由。宋时的中国知识分子，也是中国历朝历代最有骨气和最为敬业的，读书人对皇帝不满意，就不为之效命，相比明、清时期知识分子做人做官，更有独立人格和更加勤政廉明。同时，宋也是中国历代最尊重知识分子的，宋皇帝很大度，请不动就作罢。因此，勿庸讳言，与经济、科技成就相应的是，有宋一代，古代中国人在文化建树和创新上，其样式、规模与高度是空前绝后的。
第四，在政府职能方面，大宋朝廷实际已经接近一个现代意义上的承担各种公共职能和人文关怀的国家。宋的国家财政是公共财政，第一次打破了“家天下”的传统，接近真正意义上的国家财政，除了皇家开销以外，大多用于只有现代意义上的政府职能支出，比如军事、公共设施、公共教育、水利工程、水稻育种和社会福利等。宋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有社会福利的国家，国家每年拨专款用于救济穷人赈济灾民，收养孤儿和孤寡老人，还替人收尸掩埋。其他朝代特别在明清国家财政主要用于皇家开销，国家职能所需开支，则大多就地分散解决，如甲午战争时期，北洋舰队的军费开支主要靠山东省地方解决，而老佛爷用于修园子做寿的钱是绝对不可以动用的。由于宋朝政府公共职能和人文关怀的显现，宋朝的宰相的职能，已经接近600多年后完成工业革命及社会维新的英国首相及日本首相的职能。

第五，在军事上，宋代军队接受隋唐及五代府兵制造成“藩镇割据”及随后史家所谓“五胡乱华”的教训，第一次真正采用幕兵制，建立了真正的国家军队。美国现在的军队国家化，也吸纳了宋朝的幕兵制。也就是说宋军士兵是职业军人，从而把普通人民从一般战事中解放了出来安居乐业。当然，正如一句西方格言所说“魔鬼都在细节中”，宋代虽然实行了幕兵制这一先进的军事制度，但是宋朝在领军机制上不管平时、战时都实行文官武官并驾齐驱相互制约甚至“外行领导内行”的“双轨制”，导致战略战术上没完没了的争执不休而一再坐失良机。从单纯军事观点和宗法正统的观点看，如果说宋亡亡于内（廷），那么明清亡则亡于外（府）。明清两代错误接受宋代“军事一耻掩百善”的教训，重新采用府兵制，结果一个亡于见死不救的大将军吴三桂，一个亡于尾大不掉的北洋军最高司令长官袁世凯（关于军队国家化的当代必行性，我将另文专论）。

上面说的，就是我所谓宋朝是中国古代社会朝着现代文明发展的最后一次历史机遇期的事实基础。

“冗官”“冗兵”还“冗君”，历史机遇焉不失？

当然，这个“最后一次历史机遇期”是被宋朝自己给白白丢掉了。这是因为，宋朝在政治军事制度上存在着具体机制性缺陷。当然，这一政治军事制度上存在的机制性缺陷问题，可以专门去讨论，但不管怎样，其结果就是出现了空前的“冗官”和“冗兵”现象，以及冗官、冗兵“双冗交织”产生的负面效应，使中央财政不堪重负。宋神宗、王安石的改革，并非那些攻击他们的人所言是为了敛财那么简单，而是他们已经强烈意识到，必须进行一场旨在加强国家财政的改革才能解决“双冗交织”带来的中央财政危机。可惜，他们君臣又以不同的方式双双终归栽倒在这个“双冗”的泥坑里。于是，到了徽宗宣和四年(1122)与金结“海上之盟”，宋军攻辽残兵竟亦兵败之后，宋朝“双冗交织”和“领军双轨制”的多重负面效应就彻底暴发出来，此后一而再再而三地痉挛性发作，最终，致使真宗景德四年（1004）“以岁币换土地”的“澶渊之盟”换来的近120年的和平、繁荣和大好历史机遇期，就这样被其领导者一系列政治、军事、外交上的失信和战略战术的失误而彻底葬送了。值得注意的是，宋朝到南宋时，甚至出现了“冗君”现象，即被掳的徽宗、钦宗和自立的高宗并世，又着实被金人正过来、反过去地利用，玩得团团转，白白断送了不谙政治权谋而只会精忠报国的岳飞一门的性命。这无疑是需要认真记取的历史教训。

上天给予一个人，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无论“家国”，还是“邦国”）的历史机遇期，不可能太多。而能否把握住一个历史机遇期，首先取决于人的观念、民族的智慧和国家意识形态的历史高度，以什么样的文化理念和价值立人、立国并将其安装在什么样的制度平台上运行是其基础所在。所谓，“其兴也勃矣，其亡也忽矣”，又往往系于最后决策者的一念之间。正是宋徽宗背弃宋金双方签定的“海上之盟”中规定双方不得接纳对方降将的一念之差（有朋友说“读史书的时候你会发现，被我们视为蛮夷的少数民族政权往往很遵守和约，而以礼仪之邦自居的中原政权，每每不守信誉。”这就是文化价值观的问题），导致了最后的“靖康耻”，更断送了中国社会朝着海上强国发展的大好历史机遇期。否则中国和世界的历史将可能重写！

也正因为宋朝军事一耻遮百善，被我们的史学家一直贬谪其所谓“积贫积弱”，而为国人长期不屑于言说。

斯塔夫里阿斯诺先生不无婉惜而又自豪地总结道：“因而可以说，宋朝的中国正在朝着一个海上强国的方向发展。但对中国和世界历史而言，最致命的事实是这一潜在的可能却从未实现。此外，同样重要的是宋朝时的商业革命丝毫未对中国社会产生爆炸性的影响，而西方社会产生的与此相应的商业革命却对西方产生了爆炸性的影响”。的确，不光是宋朝，就宋朝以后元明清三朝，特别是拥有中国历史上最大版图，大一统最为历史学家称道的清朝，都关门龟缩在大陆而放弃了大海……今天，经过 20多年改革开放和“韬光养晦”的休养生息，我们又再次面临一个空前利好的历史机遇期，然而，我们不能不看到，单是“冗官”现象，在当代中国社会政治生活中已经成为一个不争的事实。显然，这也是当代中国社会政治面临的结构性、制度性问题之一。而一个社会、一个国家新旧制度的卸载与安装，又取决于这个社会和国家能否创新其文化价值体系。

那么，当代中国又将以什么样的文化理念和价值立人、立国，并将其安装在什么制度平台上运行呢？

我想，我们的影视工作者，我们的艺术家和传媒人，果然能制作一部《大宋天下》（或可叫《清明上河》）影视剧，无论从正面反而看，也许都比表现那些有着浓重旧时价值观念的“正统”和“大一统”的鸿篇巨制更有现实意义。

2007年3月25日于上海开关居


小资料：

“藏富于国”、“藏富于民”、“藏富于官”

洪迈（公元1123—1202），字景卢，号容斋，又号野处，南宋鄱阳人，其《容斋笔记》有《宣和冗官》篇。

宋代素有冗官、冗兵、冗费之称。但后两冗，归根结底还是由冗官造成的。一旦冗官冗兵了，想不冗费都难，这么多人要吃饭，更何况中间还有人要中饱私囊。北宋的官员生活优渥，无论有没有实差，都有一份高薪，以洪老先生提到的从六品朝奉大夫为例，哪怕赋闲在家，都有每月35贯的薪水，也就是光基本工资就达每月 10,500元，还不包括津贴和其他特权能带来的灰色收入。国家的财政收入基本都是花在三冗上，而三冗问题首推冗官。当时有识之士也并不是没有看到这个问题，无论是韩琦，范仲淹的庆历新政，还是后来神宗王安石的变法，都或多或少有解决冗官问题的想法，至少是要试图缓解这个现象。但任何政策都是要人来执行的，中央的决心再大，还需要官僚集团来具体执行。让一个庞大的既得利益团体，来推行取消自己既得利益的政策，无疑是缘木求鱼。所以这些改革的失败也是可想而知的。终北宋一朝，其冗官问题始终未得解决。可以这么说北宋是个藏富于官的朝代。

俗语说，“藏富于国，霸者之国；藏富于民，王者之国”，那么“藏富于官”呢？6年之后宣和7年，南下金兵的铁蹄已经作了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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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可波罗曾惊叹元初中国城市的繁华，要知道他的故乡威尼斯也不是什么乡下，而是当时西方数一数二的城市。而他所见的中国城市刚经历了元灭金和宋的战火，正在恢复中，由此可以想见蛮族入侵之前，宋的繁荣。

有种说法，冗官造就了一大批有钱有闲的主，是宋代，特别是北宋，文化繁荣的重要原因。

宋也不是一直藏富于民，王安石变法，国库倒是充裕了，其客观结果就像司马光说的那样，不过是与民争利，极大地打击了当时的商人阶级。

宋不杀文臣是出了名的，但中国历史上最有名的一个冤案也是在宋朝发生的：文武双全的岳飞是在皇帝直接授意下，以“莫须有”的罪名被处死的。这种事情如果发生在一个王朝末年，倒是不稀奇的，比如明末的袁崇焕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