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ernational Photographers Association of Los Angeles 洛杉磯國際攝影家協會

前些日子哥本哈根会议期间，网上开始讨论温室效应是不是发达国家企图阻碍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一个阴谋。

有一个俄罗斯黑客闯入了英国一所大学的服务器，盗走了该校气候研究中心的部分电邮，发现研究人员认为地调高了全球气温变化的数据。引起大哗。
http://www.nytimes.com/2009/11/21/scien ... imate.html

人类对全球气温变化的认识可能还处于原始社会遇到打雷闪电就琢磨着有个雷公电母在做法的阶段，没几个人能说的清楚，多数人都是跟着起哄。

下面转几篇网上的文章做茶壶饭后消遣(没有一篇是我写的，也不一定代表我的观点)。版主如觉得放在此处不妥，请挪到自由论坛。

转贴一

从中国历史上气候暖化对经济的影响看全球暖化大骗局

全球暖化论者声称“温 室效应会毁灭地球”，据说全球暖化会导致干旱并打击农业生产，并于本月在哥本哈根召开气候峰会，企图限制全球二氧化碳排放。由于中国正处于工业化城市化的 关键时期，限制二氧化碳排放等于限制中国的能源使用，也就给中国的发展戴上了紧箍咒，因此搞明白全球暖化到底对中国有利有弊非常重要。气候本是长期问题， 西方很多国家历史不是很长，但中国却有5千年历史，据说以史为鉴可知兴衰。所以在听别人贩卖思想观点前，不妨先回过头来先来看看自己5千年的历史。
　　气温和降水是气候的两大因素。研究表明，在中国历史上，温暖期也常常是降水较多的时期，寒冷期则降水相对较少[1]，表现出暖湿联姻、干冷相配 的气候特色，这与最近发表在Science上的科学论文是符合的，该卫星观测结果证明，温度每升高一度，大气中的水汽含量和降雨量就增加7%。而近5000年来中国的历史气候变迁，则明显的表现出暖湿与干冷交替出现的波动式变化过程[2]。尽管其中的变动幅度仅在±3℃以内，在数量 上不算大，但却对不同时期中华文明的发展起到了深远而巨大的影响。

　　从经济发展进程来看，中国近5000年来的气候虽是冷暖交替出现，但总的趋势是暖湿期越来越短，温暖程度一个比一个低，干冷期则越来越长，寒冷 程度也一个比一个强[3]。这种自然生态环境，直接影响到不同地域的经济发展水平，基本上决定了中国古代经济重心不可逆转的由黄河流域南迁到长江流域的走 势。

　　同整个古代世界一样，古代中国也是一个农耕国家，农业是整个经济生产和生活中具有决定性意义的生产部门，它在发展进程中的盛衰繁荣，直接关系到 整个国家经济发展的水平，并进而影响到社会的稳定与否。古代社会，生产技术和生产方式落后，即使有所改进和提高，也是很缓慢的，因此气候的好坏以及由此导 致的自然灾害的有无多少、农作物病虫害的有无多少等自然因素，就成了影响农业生产的重要乃至决定性因素。研究表明，温暖湿润的气候在总体上是有利于农业生 产的，而寒冷气候则引起农业萧条[4]，从而直接导致整个经济的衰退。因此从理论上说，暖湿期也就应该是国家经济繁荣、政治稳定的时期。考察中国历史，情 况也正是这样。

　　从公元前3000年到前1100年，也就是从仰韶文化到商朝后期，是我国近5000年来的第一个温暖期。黄河中下游地区为亚热带气候，年均气温 比现在高2℃左右。这种暖湿气候为农业生产提供了有利条件，以致商代畜牧业虽有其古老传统而基础雄厚，但农业已经上升为具有决定意义的国家生产部门，后世 的 主要农作物品种也大多已有，加上土质疏松，易于耕作，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商王大多酗酒，而且有不同种类的农产品酿造的酒，说明当时有丰足的粮食生产。而此 时的南方，河湖沼泊太多，水域面积过大，人们的生产技术低下，排水困难，加上土壤粘性太强，不易耕作，因而黄河流域最先成为中国历史上经济最发达的地 区，形成灿烂的黄河文明。

　　从公元前1100年到前850年，是继第一温暖期之后的第一个寒冷期。因正值西周时期，所以习惯上也称为西周寒冷期。周人在灭商前就注重农业生 产，建国后的农业发展水平也比商代有所提高。但一般认为，这主要是地广人稀，农业生产技术提高的结果。至于农业生产工具，则与商代没有显著区别。

　　从公元前770年到公元初年，也就是从春秋时期到西汉末年的700年间，是我国历史上的第二个温暖期。铁制农具的使用与推广，耕作技术的改进与 提高，配以温暖湿润的优越自然气候，促进了春秋战国时期经济的发展。特别是战国时期，农业、手工业、商业都获得长足发展，呈现出空前繁荣的景象；而西汉政 权也凭借这一有利条件，仅用六七十年的时间，即完成了战后休养生息的经济恢复过程，迅速发展为经济强大、实力雄厚的王朝，成就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享誉世界 的封建文明，而其中心，正是在黄河流域。

　　从公元初年开始的长达600年的东汉魏晋南北朝时期，是我国历史上第二个寒冷期。一方面，北方游牧民族纷纷南下，在中原地区大动干戈，原中原人 民在寒冷与战火的交相作用下，大量南迁，在江南建立了许多侨置郡县，为南方带来了大量掌握先进生产技术的劳动力和生产者。另一方面，寒冷干旱的气候，不利 于地处中高纬度的北方黄河流域的农业生产，当时黄河流域的年均气温比现在低2℃左右，此前在这一地区大面积种植的水稻等农作物，已经不再具有往日的勃发气 象。但这一气候却对低纬度的南方长江流域及其以南地区则影响不大，因为南方的地理位置本身就比北方相对暖湿，而且干旱对于南方大面积的水域涝地的自然排 水，更是起到了积极的推进作用，加快了土地向适于农业耕作的转化，使人们在生产技术不高的情况下，增强了土地的自然利用率。这些主客观因素对江南经济开发 产生了极大的推进作用，使南方获得了长足发展的大好时机，而黄河流域的先进文明则遭到极大破坏。

　　从公元600年到1000年，是我国历史上的第三个温暖期，因正值唐朝和北宋前期，一般也称为唐宋温暖期。其中，从8世纪中期以来气温已开始下 降，但总体上仍处于暖期。唐代前期，黄河流域的农业文明再度兴盛，农业生产迅速恢复，水稻在这一地区又重新得到广泛种植，其他一些亚热带植物也比较普遍。 因气候暖湿，农业带明显向北推进，农业耕作区扩大，土地能够利用的绝对面积增加，同时农作物品种的多样化、农作物的生长期及复种指数等都得到不同程度的增 长和提高，这使土地的单位面积产量大幅度上升，也使农业总产量相应提高，从而使国家经济力量强盛，物质文明发达[5]。最为大家熟知的例子，就是杜甫的 《忆昔》一诗所描绘的社会景象：“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九州道路无豺虎，远行不劳吉日出。齐纨鲁缟车班班， 男耕女桑不相失。”到天宝八年（749）时，官仓的粮食储存达到了粟米9600万石[6]，创历史最高水平。但也必须指出的是，这种发达也是深得南方经济 的支持。北宋人所修《新唐书》即明确指出：“唐都长安，而关中号称沃野，然其土地狭，所出不足以给京师、备水旱，故常转漕东南之粟。”[7]“督江、淮所 输以备常数。”“江、淮田一善熟，则旁资数道，故天下大计，仰于东南。”[8]这是以前所没有的新动向。

　　唐末五代以来，中原地区饱受战争蹂躏，南方则战火较少，经济生产得到保证。从公元1000年到1200年的两宋时期，是中国历史上的又一个寒冷 期。北方游牧民族活动频繁，特别是12世纪初的气候急剧转冷，使东北的女真族因居住地生态破坏，基本的生产生活得不到保证，遂向南猛烈进攻，先后攻破辽 国、灭亡北宋。酷烈的战火遍及宋朝除四川、广南和福建以外的各路，对先进的经济和文化造成严重破坏，以致到13世纪中期，自黄河以南到长江以北的广阔领 域，大多人口稀少，经济凋敝，没有恢复到北宋末年的水平[9]，这是以前历次少数民族政权南进过程中没有出现过的现象。由于南宋政府推行投降政策，女真金 朝与偏安江南的南宋政权长期对峙，稳固地占据了以黄河流域为中心的中原地区。他们在那里大规模的掠夺农业耕地，建立牧场，强制推行落后的奴隶制，严重破坏 了中原地区较先进的租佃制，使这一地区的农业生产遭到毁灭性破坏，社会发生严重倒退[10]。

　　在12世纪以后的800年间，中国的气候虽也曾几次冷暖交替，出现过一些短暂的温暖时期，但总的来说则是以寒冷期为主。而直接受到寒冷气候影响 的，正是处于中高纬度的黄河流域。那里的农业生态环境继续遭到破坏，北方农业区向南迁移，农田单位面积产量明显下降，加以干冷使北方游牧民族南下频繁，黄 河流域屡受战乱，人民流离，生产受到极大破坏。而低纬度的南方，不但受干冷气候影响的幅度较小，而且这一气候也有利于南方水域面积的减少和沼泽地区土壤的 熟化，对该地区的农业生产有利。再加上北方流民劳动力与生产技术的大量涌入，战乱也比北方少，遂使南方到南宋时，发展成为中国的经济重心，人口数量和密 度、经济发展水平、重要的工商业城市等，都以南方占绝对优势[11]。

　　明清两朝几百年间，气候学上俗称为小冰期时期，气温很低，黄河流域及以北地区的生态环境进一步恶化，土地的沙漠化、荒漠化进一步向南推进，黄河 流域所受的旱灾也比其他时期多而且重，特别是在1629-1643年间，竟发生了连续14年、赤地几千里的严重干旱，长江以北大部分地区禾草俱枯，川涸井 竭，人民相食，亘古罕见。各地农民揭竿而起，为生存而斗争，东北女真族贵族建立的后金政权也趁机南下，最终导致明清易代，但干冷气候并没有随着清王朝的建 立而结束，因而由气候而引起的黄河流域经济的进一步衰退的状况，也并没有得到遏止。而南方的经济则得到了进一步发展，有的地区还出现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 萌芽，这使中国古代经济重心由北而南的转移，终致不可逆转。

气候变迁对中华文明进程的影响，如果可以用优劣来评价的话，那么 可以发现，就中华文明进程来说，温暖湿润的气候对文明的发展是有着积极地推进作用的，而干冷的气候则正好相反。元朝末年，政府官修《辽史》顺利完成，其《营卫志》中有这样一段话：“天地之间，风气异宜；人生其间，各适其便。……长城以南，多雨多暑，其人 耕稼以食，桑麻以衣，宫室以居，城郭以治；大漠之间，多寒多风，畜牧畋渔以食，皮毛以衣，转徙随时，车马为家。此天时地利所以限南北也。”这段话的权威性 当然不容置疑，因为修史者与被修者都是游牧民族出身，对其民族特性有着深刻而切实的认识。天时地利、冷暖干湿的自然气候因素，已经限定了人类本能和自我创 造的先决条件。虽然“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21]，但任何人都不能随心所欲的创造，而只能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继承下来的条件下创造。人 类当然可以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从而一定程度地改变环境和条件，弥补其不足。但从历史上看，这也只能是在较小的空间内进行，而大部分情况下，则是在气候 因素的自然作用下，在“天地之间”寻找适合自己的“各适其便”之地。是人类主动适应自然，而不是自然适应人类。

然 而，现在西方发达国家却在全球暖化会毁灭地球的谎言下，吹起了跟地球太阳战斗的号角。如前所述，在中国历史上，温度高时不是问题，反而温度低时，因空气中 水汽量减少，时常导致大规模的干旱，且植物在低温时生长减慢，粮食生产减少而有发生毁灭性的灾难的可能。现在全球暖化论者却不顾历史上比如唐朝商周时期气 温比现在高得多，人类并未毁灭，反而处于文化兴旺发达，农业生产大发展的事实，开动媒体机器，使用纳粹戈培尔的洗脑宣传方式，尽力渲染温度上涨会毁灭世界 的谎言，这些人对给温室效应提供95%的影响的水汽选择性失明，对影响地球温度最大的太阳也视而不见。却把罪恶加在对温室效应的贡献只有3.6%的 二氧化碳上面，为其利益把本来不是污染物的二氧化碳妖魔化，结果把控制污染的重点讽刺性地转为控制非污染物，从而达到限制发展中国家使用能源的目的，而中 国由于在气候科学技术研究上水平不及西方，做决策的相关领导又缺乏当年毛泽东对中国历史的研究和了解。既没能学好别人的宝，又搞清楚自家的宝，结果在哥本 哈根鸿门宴上只好在发达国家的威胁欺骗下任其糊弄，自设二氧化碳限排目标，给中国今后的发展戴上紧箍咒。

注释：

[1]王铮、黎华群、孔祥德、张正远：《气候变暖对中国农业影响的历史借鉴》，《自然科学进展》2005年第6期。

[2]竺可桢：《中国近5000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考古学报》1972年第1期。

[3]竺可桢：《中国近5000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考古学报》1972年第1期。

[4]王铮、黎华群、孔祥德、张正远：《气候变暖对中国农业影响的历史借鉴》，《自然科学进展》2005年第6期。

[5]蓝勇：《唐代气候变化与唐代历史兴衰》，《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1年第1辑。

[6]杜佑：《通典》卷一二《食货（十二）·轻重》。

[7]《新唐书》卷五三《食货志（三）》。

[8]《新唐书》卷一六五《权德舆传》。

[9]王曾瑜：《尽忠报国——岳飞新传》，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375页。

[10]王曾瑜：《南宋初年的抗金斗争》，《文史知识》2005年第11期。

[11]蓝勇编著：《中国历史地理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53-57页。

[12]《史记》卷一一〇《匈奴列传》。

[13]《辽史》卷三二《营卫志（中）·行营》。

[14]前引蓝勇《唐代气候变化与唐代历史兴衰》一文，对“安史之乱”的自然与社会背景进行了分析，其中就有冷湿的气候因素。前引蓝勇《唐代气候变化与唐代历史兴衰》一文，对“安史之乱”的自然与社会背景进行了分析，其中就有冷湿的气候因素。

[15][英]道森编、吕浦译、周良霄注：《出使蒙古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7页。

[16]《北魏书》卷三五《崔浩传》。

[17]司马光主编：《资治通鉴》卷一三八，齐纪（四）·世祖武皇帝（下），永明十一年五月丙子。

[18]司马光：《传家集》卷五〇《论西夏札子》，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9]满志敏、葛全胜、张丕远：《气候变化对历史上农牧过渡带影响的个例研究》，《地理研究》2000年第2期。

[20]《元史》卷二九《泰定帝（一）》。

[2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603页。

转贴二
全球到底暖化好，还是冷化好？且看气候变冷旱灾失岛和袁崇焕为何被杀？

　 　宁远大战之前，中国整个北方地区都处于“小冰河期”（LittleIceAge）里的长年旱灾中，1625年灾情加重，受灾范围很大，整个蒙古、建州、 宁远、辽阳、朝鲜北部都受了灾。当时与明朝修好的蒙古林丹汗迫于无赖，以发动战争来度过灾年，于是后金和蒙古的战事便拉开序幕了，战事集中在旧都附近。与 此同时，明朝方面守辽四年的孙承宗于天启五年（1625年）十月被阉党弹劾而下台，此刻蒙古和后金已处于战争状态。

　　孙承宗下台不 久 的1625年底，蒙古林丹汗和努儿哈赤的战争到了后期。努儿哈赤迫于蒙古的压力，动员了所有力量回援，林丹汗终于退却，两方都蒙受了巨大损失，漠南蒙古靠 近后金的部落被努尔哈赤控制。当时，后金虽然使林丹汗退却，但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且已经做了全民动员，努儿哈赤在旧都城下面对绝尘而去的蒙古军显得很无 奈，此刻他必须要回损失且要索取过冬的给养。于是，努尔哈赤把目光转向明朝这边，于是就爆发了“宁远大战”。

　　明朝辽西地区虽然也 受灾，但 明朝还有富庶温润的南方，北方边镇虽在灾区但通过漕运和海运有源源不断的粮食和辎重输送到前线，因此对于后金来说有劫掠的价值，于是便有了“宁远大战”。 后金为索取过冬的粮食，必须发动以劫掠为目的的战争，也只有这样才能转嫁发动全民动员带来的亏空，所以努尔哈赤亲自率领十三万大军来袭，其中还包括在战争 后投靠努尔哈赤的蒙古军队。

　　孙承宗下台以后，高第接任，面对当时的形势，针对后金有抢犯明朝粮食的企图，高第在获得准确情报的情况下决心“坚壁清野”，这个决策是完全正确的，决不是什么慌忙逃跑，而是在据实研判以后形成的果断决策。

　 　高第十月到任之时蒙古和后金因灾荒而已经处于战争状态，在高第看来无论其战争结果如何，后金都极有可能将灾荒和战争的损失转嫁给明朝，所以到任后马上开 始议“撤锦、右”之事宜，《明史》记载如下：“十月，承宗罢，高第来代，谓关外必不可守，令尽撤锦、右诸城守具，移其将士于关内。”这是非常负责任的作 法，而且后来高第还提供了关于后金来袭击的准确情报，所以高第的撤退决不是盲目和胆怯，而是在研判的基础上审时度事的谨慎决策。

　　 天启六年 即天命十一年（1626年）正月初六日，辽东经略高第奏报：“奴贼希觊右屯粮食，约于正月十五前后渡河。”这个情报很准确，《清太祖实录》记载：“天命十 一年。正月十四日，帝率诸王统大军征大明。十六日次于东昌堡，十七日渡辽河……”，高第的情报与后金渡河时间只相差一两天，可谓非常准确可靠，由此可见高 第的撤退并非是他看到后金大军来袭就慌了神而一味逃跑，而是先有撤退的提议，后有准确的情报，整个过程谨慎而及时。高第在十月提议撤退之时，后金和蒙古正 在撕杀，根本没有要攻打明朝的意思，而后来有了准确情报，高第也是提前十余天通知前线的锦、右两地，完全不是因为后金临时来袭击才撤退的，更不是谣传甚广 的因为高第撤退后金才来袭击。高第上奏的时间是“正月初六”，后金军是“十四日”出发，“十七日”渡过辽河，这个“辽河”应该是“大辽河”，因为“十六日 次于东昌堡”是说后金大军在渡河的前一天已经到达“东昌堡”，东昌堡再往前就是“大辽河”，“大辽河”离高第所提到的“右屯”约百余里地，距离非常近，时 间相当紧迫，若右屯明军在高第于“正月初六”发出：“奴贼希觊右屯粮食，约于正月十五前后渡河。”的警报后，马上撤退，并疏散百姓、转运粮食，那时间应该 来得及。从“正月初六”算起到“十七日”尚有十余天时间，而此刻后金大军离“右屯”尚有百余里地，但遗憾的是“督屯通判”金启和“宁前道”袁崇焕之流对高 第的撤退命令置若罔闻，不但阳奉阴违，到后来还公然抗命，最终导致了严重的后果。

　　《明史》记载：“督屯通判金启上书崇焕曰： ‘锦、右、大 凌三城皆前锋要地。倘收兵退，既安之民庶复播迁，已得之封疆再沦没，关内外堪几次退守耶！’崇焕亦力争不可，言：‘兵法有进无退。三城已复，安可轻撤？ 锦、右动摇，则宁、前震惊，关门亦失保。今但择良将守之，必无他虑。’”

　　在许多后来的评议中，袁大人坚决不撤退的“豪言壮语”成 为了一大 亮点，许多文人还以此来反衬高第的怯懦和胆小，并用这些语句把袁大人装点成一个“英雄”式的人物，可事实并非如此。在了解前面提到的背景下，高第上任后， 根据当时后金和蒙古作战的事态判断关外不安全，于是提出退守的策略，并在预先获得准确情报后提前十余天发出警报，并下达“坚壁清野”的决策，且及时通知了 宁远、右屯，反而是非常负责任而谨慎的举措。

　　另外，从锦、右撤退也并非“督屯通判”金启和“宁前道”袁崇焕说得那么耸人听闻。明 朝军队于 1625年夏天才派了少量部队进驻松山、杏山小凌河、锦州、大凌河、右屯等城，但这是“虚著”，明军并没有在这些地方驻扎重兵，这里的军队数量非常少，这 些地方的驻军在战时也就起个警戒作用而已。根据后金《清太祖实录》记载：“十六日次于东昌堡，十七日渡辽河，……有前锋至西平堡，捉哨探问之，告曰：‘大 明兵右屯卫一千，大凌河五百，锦州三千，以外人民，随处而居。’”由此可见，明朝当时在锦州、大凌河、右屯的兵力相当少，这是后金战时的侦察记录，相对比 较准确，这说明面对后金倾巢而出的大军，袁大人所谓：“兵法有进无退。三城已复，安可轻撤？锦、右动摇，则宁、前震惊，关门亦失保。今但择良将守之，必无 他虑。”的说辞完全不切实际，以锦州、大凌河、右屯三城加起来还不到五千人的兵力，如何能分别抵挡住后金军倾巢而出的进攻？尤其是大凌河城，才五百人，袁 大人居然说：“今但择良将守之，必无他虑。”这是很不负责任的说辞。

　　就在后金大军接近右屯之时，锦州、大凌河、右屯的明军加起来 才只有四 千多人，这点人手非但守城不足，就连修城都不足，按照明朝当时的筑城工程所需要的劳力数量来看，没有上万人连一座小城都不能修筑，袁大人自己也深知这一 点，“宁远大战”以后他当上了巡抚，他提出修“松山诸城”这些小城的时候开口就向朝廷索要“四万班军”，《明史》记载如下：“今山海四城既新，当更修松山 诸城，班军四万人，缺一不可。”袁大人所说的“松山诸城”应当是“松山、杏山、塔山”等城，这些城池跟锦州、大凌河这些城还有相当的差距。

　 　在后金于1626年正月进攻明朝之时，明朝“锦州、大凌河、右屯”三城根本不具备防守的可能，非但没有足够的人手修筑，而且守备也不足，如大凌河这种城 才区区五百人，根本不是防守所足备的军队，而从明军“右屯卫一千，大凌河五百，锦州三千”的兵力部署来看，这些城池在1625年夏就没有认真修筑过。若果 真如袁大人修“松山诸城”那样，派好几万班军，修完以后决不可能就派区区几百号人去守。

　　综上所述，“督屯通判”金启和“宁前道”袁崇焕对高第下令“撤离锦、右”之决策的抗辩完全是不负责任、不切实际的耸人听闻。

　 　值得一提的是，后来袁大人当了巡抚，专门负责关外战事之时不仅向朝廷请求派“四万班军”恢复“松山诸城”，之后又恢复了锦州、大凌河、小凌河等地，并扬 言：“敌知，则三城已完，战守又在关门四百里外，金汤益固矣。”战守又在关门四百里外，金汤益固矣”，可结果“宁锦大战”一打响，后金军就轻取大凌河、右 屯卫两城。据《清史稿太宗本纪》记载：“辛未，上闻明人於锦州、大凌河、小凌河筑城屯田，而崇焕无报书，亲率师往攻之。乙亥，至广宁，乘夜进兵。丙子，明 大凌河、小凌河兵弃城遁，遂围锦州。明台堡兵二千馀人来降，悉纵之归”。从《清史稿太宗本纪》的记载来看不算“大凌河、小凌河”这些城池，当时明军就是在 “台堡”的降军就有“二千馀人”，可见袁大人在“大凌河、小凌河”这些地方花的本钱非是孙承宗于1625年夏驻军时可比的，孙承宗部署在“锦州、大凌河、 右屯”的兵力加在一起才四千余人。

　　另外，或许有人会说，袁大人之所以在“宁锦大战”之时会丢了“大凌河、小凌河”等城，那是因为 他还没有 修完啊，必须提醒持这种观点之人两点，一是既然在后金攻打过来之前不能保证完成修筑，为什么要花那么大的本钱去修？而且还以放弃策应朝鲜和东江镇为代价， 《明史》记载的袁大人之奏章里他的这个意思很清楚，袁大人奏章里说：“倘城不完而敌至，势必撤还，是弃垂成功也。故乘敌有事江东，姑以和之说缓之。敌知， 则三城已完，战守又在关门四百里外，金汤益固矣。”可结果如何？不但大凌河、小凌河丢了，就连“四万班军”修复的“松山诸城”都没有保住，皇太极在包围 “宁远”和“锦州”之时，也占领了“宁锦”之间的这些地方，切断了“宁锦”之间的联系；二是若“大凌河”、“小凌河”这些城还在修建之中，那么光是“班 军”就有好几万，加上驻军就更多，可结果却是“明大凌河、小凌河兵弃城遁”、“明台堡兵二千馀人来降”，从这个结果来看，袁大人当年对“锦、右”的判断也 是不切实际、不负责任的，他所谓“择良将守之，必无他虑”完全是错误的判断，从而也证明了高第当时果断决策撤退的正确性。

　　在整个 撤退过程 中，决策者高第既负责又谨慎，体现出一个统帅应有的气质，但执行人却相当不得力。关于“撤锦、右”之问题，先有“督屯通判”金启和“宁前道”袁崇焕相继反 对高第的决策，后有在安排撤退的环节上阳奉阴违、公然抗命，最终导致在有准确情报的情况下因为没有及时而得力的组织粮草转运，致使部分粮食在右屯被后金所 劫掠。

　　《清太祖实录》记载：“丙寅，天命十一年。正月十四日，……大兵将至右屯卫，守城参将周守廉率军民已遁。帝令八官领步兵四 万，将海 岸粮俱运贮右屯卫。”从这里可以清楚的看到，后金从海岸边获得了“右屯”里的部分粮食，这些粮食并不在右屯里面，而是在海边上，说明明军曾用海船转运这些 粮食，但当后金来到之时还没有转运完毕，于是部分落到了后金手里。

　　在遭受灾荒的后金看来，这是非常宝贵的战略资源和物资给养，所以努尔哈赤很重视，派出了八位指挥官率领四万步兵进行搬运，而且妥善的储存进右屯卫。后金此举说明努尔哈赤是很希望获得这些粮食，而不是将其储藏在右屯待以后撤退时归还明军。

　 　根据这个史料，加上《明史》中的一段文字：“（高第）乃撤锦州、右屯、大、小凌河及松山、杏山、塔山守具，尽驱屯兵入关，委弃米粟十余万”，许多人认为 后金获得了“米粟十余万”的粮食是因为高第撤退的责任，但是刚才讨论已经提到过，高第首先就担心右屯的粮食——“奴贼希觊右屯粮食，约于正月十五前后渡 河”，并一早就下令撤退——“十月，承宗罢，高第来代，谓关外必不可守，令尽撤锦、右诸城守具，移其将士于关内”。以上两点说明高第撤退的决策和命令都是 负责和及时的，右屯的粮食之所以会部分落入后金手中，完全是如“督屯通判”金启和“宁前道”袁崇焕这等人从开始的执行不力、阳奉阴违，到后来又公然抗命不 遵而耽误时间所导致的。所以《明史》中那段记载只能说明高第下令撤退，但却不能把“右屯丢粮”的责任归咎于高第，“右屯丢粮”的责任应该由前方如“督屯通 判”金启和“宁前道”袁崇焕这等人来承担，正是因为他们的执行不力才会导致“右屯丢粮”的后果。在明晰了“右屯丢粮”的责任以后，我们来关注另外一个往往 被人忽略的事实，那就是后金所得“十余万”的粮食，到底从何而来？这一点本来好象很清楚，就《明史》和《清太祖实录》对照来看，后金无疑是从“右屯”获得 的粮食，但实际上并非如此。

　　《清太祖实录》记载：“丙寅，天命十一年。正月十四日，帝率诸王统大军征大明……大兵将至右屯卫，守 城参将周 守廉率军民已遁。帝令八官领步兵四万，将海岸粮俱运贮右屯卫。大兵前进，锦州游击萧圣、中军张贤、都司吕忠、松山参将左辅、中军毛凤翼，并大凌河、小凌 河、杏山、连山、塔山七城军民大惧，焚房谷而走。”

　　《明史》记载：“……（高第）乃撤锦州、右屯、大、小凌河及松山、杏山、塔山守具，尽驱屯兵入关，委弃米粟十余万。”

　 　两相对照，好象这“十余万石”粮食还真是从“右屯”获得的，但必须提出的一个细节是右屯的粮食并没有数量，在《清太祖实录》中只提到了“步兵四万”将粮 食运进“右屯卫”，这个举措说明粮食不少，而“步兵四万”足以运送。就“石”这个单位来将，从准确的重量来说以《汉书·律历志》为准：“三十斤为钧，四钧 为石”，即一百二是市斤（60公斤）。到了宋代，1石合92.5宋斤，沈括《梦溪笔谈》卷三记载：“凡石者以九十二斤半为法，乃汉秤三百四十一斤也”，因 此一石大米就有59200克，即59.2公斤，和汉代差异不大，后来又因为一石粮食恰好是一个人所能挑担的重量，所以一石又叫一担，“石”和“担”经常互 用。根据这个数据推算，从后金之所以安排“步兵四万”应该是因为“四万人”恰好能一次将其全部运送完成，按照这个思路估算右屯丢失的粮食差不多为“四万 石”，但根据这段史料只能估计丢弃于右屯海岸的粮食约有“四万石”，而并非“十余万石”，这个只是估计和推算，并不准确。不过，后金另外一个举措说明这里 的粮食绝对没有“米粟十余万石”。

　　后金二十三日到宁远，二十六日从宁远撤退，二十七日路过右屯之时焚毁了右屯的粮食。《清太祖实 录》记 载：“二十七日，帝回至右屯卫，将粮草尽焚之。”看到这里我们不禁要问，这努尔哈赤难道缺心眼儿啊？既然要焚毁粮食，干嘛不在海滩上就烧了，非要用四万人 搬到右屯里去烧？

　　前面提到后金军于十七日渡过大辽河，挺进到右屯后在海滩上发现了粮食，于是“帝令八官领步兵四万，将海岸粮俱运 贮右屯 卫”，可到了撤军的时候又烧了右屯之粮，“二十七日，帝回至右屯卫，将粮草尽焚之。”后金军这个古怪的举动实在令人费解，若瞧不上右屯的粮食那就别搬，但 努尔哈赤却专门安排了“八官领步兵四万，将海岸粮俱运贮右屯卫”，这说明后金还是很想要这批粮食的，将粮食搬进右屯那是为了妥善保管，将其暂存储于右屯待 撤退时一并带走，并非是不拿明朝一针一线，拣到的东西要物归原主，可后来后金在归途上又烧了这批粮食，这完全就自相矛盾了……

　　我 们只要再 注意一个细节就能洞悉整个事件的原委了。《明史》中提到“委弃米粟十余万”，其中“米粟”这个细节很重要，明朝对储藏的粮食有个统称叫“粮料”，这“粮” 是指可供兵民食用的“大米”、“谷物”或“米粟”，而“料”则是指喂养牲口的“饲料”或“马料”，《明史》中提到的“米粟十余万”应是“粮”而非“料”。

　　后金在海边获得的粮食决非“米粟”，高第于正月初六奏报曰：“奴贼希觊右屯粮食，约于正月十五前后渡河”，说明右屯确实有相当数量的 粮食，此 时若及时撤退则会有充足的时间将“右屯”的“粮料”安全转运进山海关，可如“督屯通判”金启和“宁前道”袁崇焕这等人却非要阳奉阴违、抗命不遵，这直接导 致了“粮料”没有时间及时转运，等后金军果真如高第所言“约于正月十五前后渡河”时又慌了神，于是在右屯海岸丢弃部分粮食。这是右屯海岸上粮食的由来，但 值得注意的是既然粮食有“粮”、“料”之分，那么在撤退时也必然有先后的，作为“粮”的“米粟”自然是先撤，剩在右屯海岸上的必然多是“料”而非“粮”。

　 　剩一些“饲料”、“马料”在海岸上没有转运走，相比把“米粟”剩下给后金那责任就小多，况且一大堆骡马吃的“饲料”后金还未必看得上。不过这后金是遭了 灾荒啊，还真是饿疯了，看到海岸上一大堆“饲料”如获至宝“帝令八官领步兵四万，将海岸粮俱运贮右屯卫”，后金当时遭灾的严重程度可见一斑啊，也讲究不了 那么多了，即便是“饲料”也可以将就了，那可比没得吃强啊。大概后金当时还真准备将这些“饲料”搬回去美美的吃上一个冬天，所以专门安排了四万人义务劳 动，将其妥善储存在右屯了生怕再丢了。不过，后来努尔哈赤获得了“米粟十余万”，后金有了“大米白面”当然就看不上这些“饲料”了，于是“二十七日，帝回 至右屯卫，将粮草尽焚之。”

　　综上所述，通过对后金古怪的举措和“粮料”的细节分析，整个事件的过程基本清晰了，唯一有一个疑问，那就是努尔哈赤后来获得的这“米粟十余万”到底是从哪里来的？

　　还能从哪里来？当然是“督屯通判”金启和“宁前道”袁崇焕那里来的……

　 　高第早在天启六年（1625年）十月到任以后就拟撤关外军民粮草，以“坚壁清野”的方式应对后金可能的来犯，断然不给后金劫掠粮食的机会，活活饿它一个 冬天。这个策略虽然被“督屯通判”金启和“宁前道”袁崇焕等人阻扰，但在撤退锦州、大凌河、右屯军民的时候还是贯彻得比较好，据《清太祖实录》记载：“大 兵将至右屯卫，守城参将周守廉率军民已遁……大兵前进，锦州游击萧圣、中军张贤、都司吕忠、松山参将左辅、中军毛凤翼，并大凌河、小凌河、杏山、连山、塔 山七城军民大惧，焚房谷而走。”由此可见，军民撤退的时候都是“焚房谷而走”，即将粮食和房屋都烧毁，坚决执行了“坚壁清野”的策略，此处所谓“七城”是 包括了“宁远”之前除右屯以的所有城池，即锦州、大凌河、小凌河、松山、杏山、连山、塔山这“七城”。总体来看，后金只在右屯的海边捞到了点马料，并没有 获得“米粟十余万”。既然后金未能从右屯、锦州、大凌河、小凌河、杏山、连山、塔山这“七城”的百姓手中获得“米粟十余万”，那自然是从官仓中获得。当时 在关外，除右屯有较大的官仓外，最大的官仓在宁远附近的“觉华岛”上，在右屯外努尔哈赤获得了点马料，并没有获得“米粟十余万”，但在觉华岛上的收获则不 同，那里储存着可供渤海湾周遍地区使用的粮食，光船只就有两千多艘，可见其储存规模之大。

　　“觉华岛”虽然在海上，但离海岸线很 近，直线距离只有8里，即4000米，在相对当时全球暖化的现在，这4000米的水是当时的满人难以度过的，然而不幸的是在袁崇焕所在的小冰河时期，北国 冰天雪地的正月，大海也有封冻的可能，王在晋：《三朝辽事实录》，卷15中有这样的记载：“……无人不虑冰坚可渡之时， 恐奴入寇，而今果然矣！”可见，大海冰封在当时已经是常识了，这觉华岛离海岸线仅有4000米，不能说万无一失，所以高第也有意将宁远和前屯都撤下来，但 却遭到了如“督屯通判”金启和“宁前道”袁崇焕等人的极力反对而作罢。

　　《明史》记载如下：“督屯通判金启上书崇焕曰：‘锦、右、 大凌三城 皆前锋要地。倘收兵退，既安之民庶复播迁，已得之封疆再沦没，关内外堪几次退守耶！’崇焕亦力争不可，言：‘兵法有进无退。三城已复，安可轻撤？锦、右动 摇，则宁、前震惊，关门亦失保。今但择良将守之，必无他虑。’第意坚，且欲并撤宁、前二城。崇焕曰：‘我宁前道也，官此当死此，我必不去。’第无以难，乃 撤锦州、右屯、大、小凌河及松山、杏山、塔山……”

　　这段史料显示，高第并非是没有预料到海冰封后会对觉华岛形成威胁，所以坚决奉 行“坚壁清野”的策略“第意坚，且欲并撤宁、前二城”，可“督屯通判”金启和“宁前道”袁崇焕二人，一个管粮，一个管兵，二人都抗命不遵，所以高第拧不过 他们， 只有作罢“第无以难”，最后“宁远”和“觉华岛”就都没有撤退，这就给后来努尔哈赤获得“米粟十余万”埋下了危险的伏笔。后金发动“宁远大战”是为了抢犯 粮草而来，后金攻打宁远城当然是想破城而劫掠里面的辎重粮草，可后来他们发现了觉华岛上的粮草辎重居然没有撤进宁远城，于是转而攻打觉华岛去了，觉华岛上 粮食一得手，那还不撤退吗？所以，后金在“宁远”停留的时间非常短，攻打宁远的时间实际仅有两天，二十三日到宁远，二十四日、二十五日攻宁远，二十六日早 上发现了觉华岛上的粮食竟然没有撤走，于是转而攻觉华岛。

　　《清太祖实录》记载：“帝即令军中备攻具，于二十四日以战车覆城下进 攻……次日 复攻之，又不能克，乃收兵。二日攻城共折游击二员，备御二员，兵五百。二十六日，闻大明关军所需粮草俱屯于觉华岛离宁远南十六里，遂命兀内革率八固山蒙 古，又益兵八百往取之……焚其船二千余，及粮草千余堆，复回大营。二十七日，帝回至右屯卫，将粮草尽焚之。”

　　这里有两个细节需要 关注，一 是“闻大明关军所需粮草俱屯于觉华岛”并“遂命兀内革率八固山蒙古，又益兵八百往取之”，二是“焚其船二千余，及粮草千余堆”，这里讲努尔哈赤先下令去取 明朝囤积于觉华岛上的粮食，后来又烧了粮草千余堆，这两处粗略来看似乎有矛盾的地方，但细看则完全符合逻辑，后金军占领觉华岛后获得了岛上全部粮食，能搬 走的全部搬走，不能搬走的自然全部烧掉，这说明后金在觉华岛上获得了足够多的粮食，而且数量巨大，以至于十三万大军都不能再搬了，于是剩下的就破坏性的全 部焚毁。

　　后来提到，二十七日努尔哈赤回到右屯，将原来他派四万人义务劳动从海边搬回右屯的粮草也全部烧掉，其原因和焚毁觉华岛上 搬不走的 粮食是一样的。值得一提的是，努尔哈赤并不缺心眼儿，他从觉华岛上能搬走的粮食绝对比右屯储存的好，否则他决不会从觉华岛上扛着“饲料”，而路过右屯时却 烧毁了“大米白面”。

　　综上所述，后金获得的“米粟十余万”并非是在右屯获得的，而是在觉华岛上获得的。所以，这丢弃粮食之责任完 全应该由 “督屯通判”金启和“宁前道”袁崇焕来负责，而非一早就让他们撤退的高第。根据明朝李輔等人纂修《全遼志》下卷中专门提到“督併分理錢糧”为“知州”或 “通判”之职责，右屯撤退中百姓家中搬不走的粮食皆焚毁，而官仓中的粮食则由专门分管粮食的官员负责转运，所以未能全部撤走“粮料”则是督屯管粮之官员的 责任。在《明史》中更是明确了这个“督屯通判”金启的责任：“启起小吏，官经历，主赏功事，勤敏有志介。承宗重之，用为通判，核兵马钱粮，督城工”由此可 见，“督屯通判”金启和“宁前道”袁崇焕是“宁远大战”中“丢粮弃岛”的直接责任人，若他们将遵从高第撤退的命令，将宁远和觉华岛的军民和粮草都撤往关 内，就不会发生“丢粮弃岛”的重大过错，若他们将觉华岛上的军民和粮食都撤退进宁远城，也不至于造成觉华岛上那么惨痛的损失。

　　 《明史》记 载：“我大清初解围（宁远），分兵数万略觉华岛，杀参将金冠等及军民数万。”，也有资料说：“虏骑既至，逢人立碎，可怜七千之将卒，七八千之商民……囤积 粮料，实已尽焚。”，战后当时的蓟辽总督王之臣统计损失之奏章里说：“……兵将俱死以殉国，粮料八万二千余，及营房、民房俱被焚毁”，总之够损失之重，被 杀戮之凄惨。

　　“宁远大战”中后金损失仅数百人，而明朝“宁远”、“觉华”的军民总共则有数万之众，后金劫掠了觉华岛上粮食十余万 石，并焚 毁了觉华岛和右屯的不能带走的粮草，其中右屯约数万石，觉华岛八万二千石，这几乎是关外明朝政府官仓里所有的粮料储备了，损失和死伤都可谓巨大，后金则完 全达成了劫掠的目的，并满载而归。此战很难算成明朝的胜利，而应该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失败，同时也说明高第下令撤退的正确性，更充分证明了“督屯通判”金启 和“宁前道”袁崇焕等人抗命不遵是错误的，并且他们是此次失败的直接责任人。

由此可见，现代人理解不了为何袁崇焕被杀，因为现代处于全球 暖化时期的人理解不了当时的气候形势，即全球变冷的结果是严重的旱灾，导致当时全球缺粮，粮食非常重要，现在的人吃多了，根本不把粮食当一回事，但在当 时，一城一地不重要，一担粮食却非常重要，若不给满人粮食，不用打仗，他们也饿死了。袁崇焕的决策在全球暖化的今天，也许正确，但在小冰河时期的明朝，却 是错得一塌糊涂，所以袁崇焕因失粮被杀就不是太冤枉。

各位，请回头看看中国历史，看看冷化和旱灾的关系，不要身在福中不知福。

全球是暖化好呢，还是冷化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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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分钟给你讲清楚哥本哈根大会是咋回事

如果一百多人在漏水的船上讨价还价谁该往外多舀水，那是明摆着的蠢，事实上没人会这么干，连船上那最自私最无耻的人，也会拿出最大公无私的精神拼命舀水的。

但是事情如果再复杂一点，就会有新鲜的现象了。如果船上的人算计一下，在这条船沉没前，他们有足够的时间安全抵达港口，危险属于下一船乘客时，有很多人就会停下来安静地欣赏海景了。

哪怕这条船在抵达港口前的确会沉没一部分，比如灌满一个叫“马尔代夫”的船舱，其他舱室的人，基本上都会无动于衷。

更复杂的是，如果这艘船超重，需要乘客们把身上的金银细软抛下船的话，扯蛋就来了。穷人们说，富人钱多经得起糟蹋你先扔，至少得再扔40%；富人则说穷鬼你那堆破烂儿又沉又不值钱你先扔；穷人说我扔也可以但你富人得拿出年收入的0.5%-1%，即3000块补偿给我，还得教会我发财致富的秘诀，富人说你丫做白日梦吧老子已经一年白给你100块了，多了别想，你救的不是我是你自己。

穷人说老子才刚坐这船没两天，你狗日富人坐好几年了，生生把新船坐成了破船，现在多出点血是天经地义的；富人说以前天杀的知道这船是会坐破的，再说如果不是我们富人天天捣鼓这船，你这帮农民今天还在刨地球，能懂航海术、看西洋景？今天这船要沉了也是我们发现的，要不你们这帮?人淹死了都不知道咋回事。

蛋还没扯完，眼见船越来越漏的厉害。于是船客们聚到“日本房间”，穷人们靠着人多强行通过了一份《京都协议书》，要求富人赶紧扔东西，穷人却可以不扔。最富的富人米利坚说，这是明显的仇富嘛，天下哪有这道理，俺不玩了。穷人说你B一家最重，负担就占了全船的近1/5，你不扔谁扔？米利坚说我的东西是最重，但也最值钱。俺以全船1/4的值钱物件才占了1/5的重量，凭啥我扔？你们看看那叫拆哪的穷鬼，以不到3%的价值也占了近1/5的负担，为啥不让他多扔？

黑 眼睛黑头发黄皮肤的拆哪一听急了：穷兄弟们别听他的，俺们可都是穷苦人家出身，你们要是把我推出来，以后你们中有人小偷小摸耍流氓谁罩着啊？好歹这船是大 家的，你米利坚就是东西最多最重，这船也属你坐的时间最长次数最多，看我干啥？凭啥？你凭啥？这最怕船沉的不是咱穷棒子是富人，他们经不起大规模人员伤 亡。

为了尽快把蛋扯完，船客们最近又在一间叫“丹麦”的房间开了一个会。据最新消息，把蛋扯完的机会已经很渺茫。最重大的成果将是形成一份《哥本哈根共识》，这份有所有船客签名的共识说：“我们都发现并且承认，这船在漏水，而且是会沉的。”

这份共识发表后，船客们纷纷接到恭喜电话，表扬他们表现出了高超的政治智慧，并且坚定地捍卫了国家利益。